“演戏迷”方掬芬
（来自瞭望）
“演戏迷”方掬芬
“我一心想演戏，不当‘昙花一现’的明星。直到现在，一想起我梦幻般的舞台生活，依然按捺不住想演戏的冲动。真好像没演够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82岁的方掬芬拄着拐杖缓缓从里屋走出来，坐到沙发上。尽管身体行动并不方便，她还是一直保持端正的姿势。
“我的童年是短暂的，因为它充满了苦难。”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儿童剧表演艺术家，在自己的家中，向本刊记者这样回顾自己的人生，“我很早就离开了家，饱尝了人世艰辛。我的童年又是漫长的，因为我终身所从事的是儿童戏剧事业。我大概会成为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老太太。唉，有什么办法呢？本性如此。”
1929年11月11日，方掬芬出生在湖北汉口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里。抗日战争爆发后，方掬芬随家人一起逃难到四川，成了“难童教养院”的难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坚持学习，后来进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师范部，1948年考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系学习戏剧专业，1949年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52年到中国儿童剧团任儿童剧演员，曾担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一个“演戏迷”，她的女儿也说她太重视工作了，“全是集体，没有家庭”。
“你也是为了工作，我一定要配合。”在本刊记者面前，方掬芳洋溢着对工作的理解，“你不要拘束，想问什么尽管问，我都会回答你的。”
从难童到演员
方掬芬小时候家里充满了文艺气氛。“那时我家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但还是温暖快乐的。”她回忆说，“我的父母每天下班后，常互相开玩笑，或在一起念诗、唱歌。我是在自由的家庭环境和文艺气氛的熏陶下长大的，从小爱说、爱唱、爱跳、爱幻想、爱模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岁的方掬芬随家人向四川逃难，他们在四川万县停留下来，在一次日军的轰炸中，方掬芬家所住的房子和全部财产被毁于一旦。
“父母虽然有工作，但收入有限，根本养活不了我们一家这么多人，决定把我们四个大些的孩子分别送到三个不同的难童教养院和保育院里去。这种难童教养院和保育院，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所办的一些专门收养战时流亡儿童的机构。儿童在那里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有饭吃，有书读，将来升学就业都还有一条出路。”
11岁的方掬芬成了“难童”。她说：“难童教养院的生活苦是苦，但是培养了我的坚韧性，能够吃苦耐劳。后来参加革命，生活上的苦我就根本不在乎了。”1942年夏天，方掬芬小学毕业，被送进了一所农业职业学校。
1944年，方掬芬从农业职业学校初中班毕业，考进当时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的师范部，抗战胜利后，方掬芬毕业成为一名小学教员。
1948年，方掬芬考入当时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系戏剧专业。学校设在苏州拙政园内。“那时我受到一种良好的影响，一方面来自学生自治会和各学生社团所举办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也来自进步同学和我们大家的日常交往，还有就是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教授、学者平时对我们的熏陶。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我却能感觉到似无形又有形的地下党的作用和力量。”她说，“当时我觉悟并不高，这些学生社团的活动，我都参加。他们关心我、帮助我，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
1949年4月27日清晨，解放军开进苏州城内，方掬芬伏在学校的院墙上看见了“我从未见过的军队”，“我忽然看见一个行进的战士不小心撞翻了搁在街边长条凳上的笸箩，老百姓晾晒的干菜全撒地上了，这位战士连忙重新摆好笸箩，一点一点拣起干菜放进笸箩里，然后跑步去赶上队伍。我非常惊讶，因为以往我见到的当兵的无论怎样祸害了老百姓，都是无所谓的。”
苏州解放，方掬芬和同学们满腔热情地配合政治任务，走上街头，演出宣传取缔银元贩子的小节目。“演出队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繁华大街上人山人海，围得我们水泄不通。这就是解放，这就是神圣的革命文艺工作，我觉得非常自豪。”
1949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平成立，在苏州团市委推荐下，方掬芬和其他90多人一起，于1949年7月21日抵达北平，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这是艺术呀！
要付出艰巨的劳动”
新中国成立后，剧院和铁道部联合组成了“青年文化列车”，沿铁路线把文艺送到广大工人中去。1950年初，方掬芬参加了文化列车，此后两年，文化列车南到广州，北至齐齐哈尔，西出潼关，东临鸭绿江畔。方掬芬到工农兵中体验生活、参加劳动。“那时，我很崇拜工农兵，觉得是他们创造了世界，应该向他们学习。”
那时，方掬芬是一个个子矮小、长得有点像“洋娃娃”的青年，这让她非常敏感。“我那时最怕别人说我小，说我像外国人，我最苦恼的是自己缺乏工农兵的气质，洋里洋气，好角色都轮不上我。”1952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中国儿童剧团成立，方掬芬被分配到儿童剧团当演员。剧团排演童话剧《神气活现的小白兔》，孙维世导演，方掬芬扮演一只胆小善良的小雌兔。
“我越看到同台小伙伴演得好，自己就越失去信心，”她说，“我一看到服装设计，我将全身穿着紧身绒衣，线条毕露，屁股上还安个小尾巴，更觉得难为情。我感到自己作为演员是完了，我陷于苦闷之中，打算退出剧组。”
孙维世对方掬芬说：“作为一个儿童剧演员，你的条件是很好的。你化了装，非常像小孩，比他们还像。”孙维世解释，在专业的儿童剧院里扮演儿童形象的演员，应该是成年人。他们是艺术家，是教育家，他们熟悉儿童的生活和心理，能创造各种不同性格的儿童形象。“小方，这是艺术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孙维世说。
渐渐地，方掬芬开始对儿童剧表演产生兴趣。1954年，作为儿童剧团专门扮演儿童的演员中唯一的成年人，方掬芬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学习中，方掬芬逐渐认识到：“我不应该故意地去表演一般化的儿童的天真和可爱。每一个儿童都是具体的，是生活与特定环境里的一个独特的性格，只有深入到这一个孩子的心灵里，找到这一个孩子的准确的动作，那也就能很自然地表现出一个孩子的天真和可爱了。”
“我在训练班学习表演，结合儿童特点，还要能唱能跳，要懂得儿童心理，形体也要加强。”她说，“理解儿童，一是要向生活学习，我家里常有一群孩子过来，我观察他们，参加少先队的活动，先当他们的‘学生’，再当他们的‘先生’。二是向间接生活学习，看各种儿童书籍、电影、图片。”
1956年6月1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正式成立。方掬芬从训练班归来，成为剧院“表演教师”，给演员们进行业务培训。登台演出的机会少，“演不够”，她就和好友覃琨自己排演小品，在家里表演。
“我是一个演戏迷”
在儿童剧院，方掬芬参演了《双双和姥姥》《红皮球》《一个南瓜》《星星火炬》《想不到》《飞向星星世界》《革命的一家》《青年近卫军》《马兰花》等。“我所扮演的全是儿童角色，但国籍、时代、性别、个性、命运、感情色彩等各不相同。”方掬芬说，“我是一个演戏迷，只要有上台的机会，我就来神，不管是大角色、小角色、有话的角色、没话的角色，我都怀着极浓厚的兴趣来琢磨和创造。”
1957年，方掬芬做了母亲。同年，方掬芬的丈夫、剧作家王正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批判。1958年初，王正离开家，到北大荒“监督劳动”。
“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我自己也必须争气，我不能抢角色，不能挑剔导演和编剧，不能在艺术上敷衍塞责，更不能在舞台上泡汤和砸锅。不管什么工作，我都要尽力做好。”她说。
刚满产假72天，方掬芬就跑到练功房去“拿大顶”，唯恐自己发胖，上台不够灵巧。王正离家后，方掬芬独自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每天认真读书，把一些情节和场景排演成小品。
1961年，方掬芬在《岳云》一剧中扮演“金弹子”一角，晚上，她一个人跑到住处旁边的青艺小礼堂，对着镜子偷偷练习武功动作。她回忆：“那正是我国经济困难的年代，练着练着，肚子饿了，常常弄得半夜三更找不到吃的，只得睡觉。”
从1963年到1966年，方掬芬在河北遵化、河南许昌和山东临沭的农村生活。她回忆：“那是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月，北京的几个剧院，逐渐都不大演出了，几乎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先后到了工厂和农村。我们都是一些最听组织话的人，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尽管这三年我心里总是很想演戏，但我总是努力克制自己的这种想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方掬芬的家庭受到了很大冲击。“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搞过‘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仪式，没有在门、窗和墙上贴过忠字，更没跳过什么忠字舞，我们觉得那是一种迷信，毛主席是领袖，是个活人嘛，怎么弄得跟神一样？假模假式。”
她说：“那时，剧院早已不像个文艺团体，排练厅里也没人练功了，我很难受，就每天在家里练台词、练发声、练胳膊腿。我不是勇士，也没什么觉悟，也许我只是真心热爱美好的艺术，这使我有了一些是非观念。在那个‘砸烂儿艺’、‘砸烂话剧’的年月，我更热爱儿童剧，热爱表演艺术，我老盼望着有一天能重登舞台，演我心爱的戏剧。”
1970年5月，方掬芬被下放到天津宝坻县劳动锻炼。“业务是一点都不能沾了，文艺书也不能看了，只有每天在小组读报的时候，尽量争取给大伙儿念报上的消息和文章，这样可以练练台词。”
下放的连队要求大家学唱样板戏，方掬芬选了《红灯记》里李奶奶的唱段：“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她回忆说：“当时批判‘封、资、修文艺黑线’，就是批‘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我演唱这一段时的内心独白，就是倾诉我对十七年的复杂深情。我唱得心里只想哭。”
“真好像没演够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方掬芬父亲的政治问题得到平反，王正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并恢复了原来的级别。1979年，方掬芬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1980年担任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
方掬芬有了很多演戏的机会，还参加了电视剧《卖火柴的小女孩》《哪个仙女下凡来？》的导演工作；担任了一些广播剧的导演、广播小说的讲播人、中小学语文课文示范朗读者、电视节目主持人等。
1978年，方掬芬在《报童》中扮演“蛐蛐儿”一角。王正参与了剧本创作。方掬芬和王正都曾是抗日战争时期流浪重庆的难童，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经历，这个角色激发了方掬芬强烈的表演欲望。
“我在《报童》中演蛐蛐儿这个角色，这是我的生活呀。我虽然没有卖过报、没住过山洞，但我对他们的生活很了解，对他们有感情，演他们的时候我在想着他们，感情自然流露出来了，戏也出来了，大家也很喜欢。”
上个世纪80年代，方掬芬已经是50多岁的中年人。“文革”期间远离舞台，让她这一批演员面临着很多形体方面的困难。“有人看到我们说，看你们胖成什么样了，真是让人心疼啊。”她说，“这么胖怎么办呢？练呗！”
方掬芬在《十二个月》里扮演“大妞”一角，她当时的腰围是二尺三，导演对她说：“不行啊，要练回去，服装的尺寸是二尺一，你穿不进去，就只能让别人演了。”
“那还得了！”方掬芬说，“好容易有这么个好角色，我就练吧！我们有一个大排练厅，当时我把手脚都绷得直直的，在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消耗腰和肚子，练了将近一年，腰围真的减到二尺一了。”
1987年，方掬芬58岁，一场脑血栓让她不得不告别舞台。她回忆说，自己演的最后一个角色就是这个“大妞”。时隔二十多年，她抚摸着自己58岁时扮演“大妞”的剧照，说：“你看，就是这个‘大美妞’，我最喜欢这个角色。根本看不出来是58岁，要是活动起来、跳起舞来就更美了。”
1987年，方掬芬担任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2000年任中国儿艺名誉院长。离休后，她依然活跃，不管是担任各类活动的评委，还是指导别人排演，都是一丝不苟。
她写道：“我一心想演戏，不当‘昙花一现’的明星。做一个称职的、观众喜爱的艺术家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直到现在，一想起我梦幻般的舞台生活，依然按捺不住想演戏的冲动。真好像没演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