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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移民史，常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一种是把中国移民史视为中华民族海外发展史，着重研究华侨与祖国的关系，强调华侨的爱国主义传统；另一种是将移民的活动，放在移民所在国的历史中考察，着重研究华人成为所在国社会组成部分的过程，强调华人对所在国的贡献及其在当地的生存权利。大体上说，我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多持前一种看法，战后世界各地新一代华人学者则多持后一种看法。这两种看法，自有其产生的不同的历史背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海外华人社会的某个重要侧面，这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海外华人社会及其曲折的发展过程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毋庸讳言，这两种看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都只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移民史这一复杂的事物，这就难免不限制着人们的视野，影响人们认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把中国移民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即从世界史角度开展研究。这样做，可以开阔视野，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扩大思维空间，从世界的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移民及其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对华侨、华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并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一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近代中国移民史和世界史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大家知道，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仅从唐代算起也有1000多年，但大规模迁移海外却是16世纪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据一般估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出国人数累计超过1000万，平均每年在10万人以上，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从中国历史上看，近代中国移民，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都是前所未见的。
但是，人们只要将目光从中国转向世界，便不难发现这种大规模移民的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先后在美洲建立起殖民地并向那里大量移民。从那时起至18世纪末，已有200多万以上的欧洲人移居到新大陆。17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已开始在非洲兜捕黑人，将他们变成奴隶，贩卖到美洲各地去从事种植园和矿山的繁重劳动。某些西方学者不承认被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是移民，这是一种偏见。其实，黑奴也是移民，只不过不是自由移民而是强迫移民罢了。非洲黑人移民的人数，从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据估计，不少于1500万至1600万。形成了近代世界移民史上的第一个移民高潮。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即在中国人大量移居国外的这段时间内欧洲又有6000万移民涌向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等地。印度约有3000万人出外谋生，主要移至南亚、东南亚、西印度和南非一带；日本约有100万人迁至美国和中国的台湾和东北。此外，在俄国境内还有700万人从欧洲部分迁至亚洲部分。欧洲内部也有200万以上人口在流动。在这100年间，世界人口的迁移总计约在1亿人以上，形成了世界移民史上的第二个移民高潮 .由此看来，大规模移民乃是近现代史上的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近代中国大规模移民不过是世界性大规模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人数上看，中国移民仅占世界移民总数的10％左右。从时间上看，中国人大量出国的现象仅在近代世界移民史的第二个移民高潮时期才出现。在此之前或之后，人数都不多。从分布区域上看，近代中国移民虽然遍布全球，但绝大多数仍集中在东南亚。那里既是中国南部周边国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和半边缘地区，中国移民人数甚少，那里是白人的天下，中国移民和其他亚洲移民一样受到白人的歧视和排斥，难于立足。
近代大规模移民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欧洲向全球扩展所引起的。欧洲产业革命完成，科学技术和卫生事业的发展，首先使欧洲人口死亡率明显下降，人口增长率急剧上升。1750年欧洲总人口不过1亿4000万，到1900年已增至4亿。欧洲人口的绝对增长是欧洲人口大量外流的前提条件，其直接原因则是欧洲人口的相对过剩，而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积累必然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增加不变资本而相对减少可变资本，这就使得大量破产农民和小生产者在失去生产资料之后无法就业而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为资本提供产业后备军，所以它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虽然如此，相对人口在数量上不是没有限制的，它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就必然引起人口外流。1650—l900年，欧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由18．3％上升至24．9％，与此同时，欧洲约有3000万移民迁至新大陆。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造成人口相对过剩，但在欧洲以外的许多地方却引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这是因为，无论对美洲的开发还是对亚洲原料的掠夺，都非有大量的“活的劳动”不可。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的竞争日益尖锐，它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大量相对剩余人口便作为国际移民涌向美洲和大洋洲等地。1900—1915年，欧洲国家平均每年外迁人口达150万，比19世纪中叶每年外迁人口平均数多四倍，而亚洲广大地区这时也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被西方国家以契约劳工等形式，拐骗到他们的殖民地去从事农业、矿业和建筑业劳动。这样，欧亚两大国际移民洪流汇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世界史上空前的移民高潮。近代中国移民正是后一股洪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近代世界移民和古代移民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古代移民是由于生产力低下，无法养活更多人口而被迫迁移的，而近代移民是在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下，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马克思指出，古代国家之所以不得不移民是“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生产力不够发展”，而近代移民“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马克思说：近代移民“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第二，古代移民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情况下出现的，它带有局部和偶然的性质。近代移民实质上是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带有全球的和经常的性质。
由此看来，近代中国移民作为世界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在产生它的总根源上，还是在本身的性质上都已和古代中国移民有所不同，它的历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欧洲移民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产物，它是欧洲各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欧洲向外扩张的需要；近代中国移民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大家知道，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资本主义仍然处在萌芽状态，未能进入大规模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因此，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过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那种向外寻找黄金、白银，掠夺殖民地并向殖民地大量移民的现象。相反，明清两代多次实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洋贸易。《大清律》甚至规定“凡官员兵民私包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处斩，州县同谋故纵处斩，失察者革职，永不叙用”。中国人民之所以移居国外，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迅速论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此同时，东南亚半岛国家继海岛国家之后相继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澳大利亚和美洲发现金矿，美国和加拿大正在修筑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到处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殖民主义者武力威逼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1860年10月的《北京条约》准许中国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做工；1866年的招工章程条约，予英法以在华招工的权利；186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答应两国人民来往“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使美国在中国掠取劳动力合法化，等等。后来，中日甲午战争又“给古老中国以致命打击”，使“旧有的小农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于是千百万人“不得不离家背井，移居国外”。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移民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并不是中国社会本身正常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不是什么中国对外扩张的需要。恰恰相反，它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扼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限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果，也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劳动力掠夺的结果。中国近代移民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近代中国大量移民的出现在时间、规模、数量、流向、方式等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由中国所决定，而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进程所制约。而且，中国近代移民社会的形成与变化也不能不直接为所在国和所在地宗主国的资本主义的特殊进程所规定。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古代中国移民是封建时代的国别性或区域性的移民，当时的世界尚未形成一个整体，因而一般说来也不存在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移民的问题；但近代中国移民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移民，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获得世界性胜利，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这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冲破旧的地区樊篱，把世界各文明中心联成一体，形成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而中国移民本身在实质上也已作为劳动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流动，这就说明：近代中国移民史是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世界近代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移民史和世界史存在的这种内在联系，需要我们去深入探索，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得出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移民史的理由和客观的依据。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也是现代实际生活的需要。
中国正处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经济的国策。新时期新国策要求我们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全球战略高度来考虑和处理各项重大任务。当前，生活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三千万中国移民及其后裔，80 ％以上已在近二、三十年内先后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涉及中国与周边第三世界的关系。这就更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打破历史上形成的那种单纯从中国角度看待华侨的旧观念，从世界角度和我国对外关系总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有关华侨、华人的现实与历史问题；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海外华人生存条件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华人华侨所在国的不同国情和他们的不同处境、地位和作用等等；同时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广大华人华侨的利益与所在国人民的民族愿望之间的关系，以便寻求恰当的途径，使广大华人华侨有可能在促进所在国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在发展所在国经济和支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完成统一中国大业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中国移民的90％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当前，东南亚各国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正面临着建设民族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历史任务。两千多万华人华侨在东南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5％左右，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实力却是不可忽视的。据某些学者估计，1975年东南亚华人资本额高达166亿美元。泰国70％的非农业劳动力和90％的技术工来自华人社会。由此可见，调动华人华侨的积极性，把他们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用于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是摆在东南亚各国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移民史可以使人们看清中国移民与西方殖民的本质区别。既然中国移民不是征服者和殖民者，他们和当地居民有着共同的命运和遭遇，也有过自己的贡献，那么，在他们已选择了所在国作为他们永久居住地的今天，和当地各族人民通力合作，共同发展所在国民族经济，建设民族国家便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只要给予华人公民以公平合理的待遇，就能使他们对所在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移民社会正经历着中国移民史上最深刻、最激烈的变化。2000多万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脱离中国国籍，变为所在国公民，这在中国移民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海外华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除了需要研究和体察当地的社会条件外，还需要从世界移民史中获得有益的借鉴，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把握自己的命运和前途。
由此可见，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移民史是现时代多方面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有助于开扩人们的眼界，克服头脑中过时的狭隘观念，从大局着眼，寻求彼此互利的共同发展途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和现实存在的、为各方面所关注的移民问题。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也是学科发展所要求的。
本世纪4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了整体化和综合化的趋势。这是人类认识自然界与社会的深化，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本学科要发展，就要符合这一趋势，考虑当代科学发展的要求。
我们提倡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并不是要否定从中国史或所在国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的作法，而是要在充分肯定前两者所获得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突破国别史或地区史的界限，把近代中国移民史放到世界移民史中去考察，放到世界近现代史的总过程中去考察，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做，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要求，有助于多学科研究的发展，因而也是本学科发展所需要的。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并不只是观察角度的转换和观察范围的扩大，它涉及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和传统的从国别史角度进行微观的纵向研究的方法不同，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移民史是一种宏观的、横向的研究方法，它强调从全球历史的整体和全局出发，通过横向的比较研究方法去探索历史的内在联系和本质，揭示出中国移民史内在的规律。可以预料，把这种宏观的横向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微观的、纵向的方法结合起来，必能开阔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思维空间，使这门学科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二
近年来国内对近代中国移民史（华侨史）的研究虽已取得可喜的进展，但近代中国移民史作为一个学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出更大的成绩，还有待于今后的改革和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笔者认为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中国移民史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加速这个改革进程，并起一点推动的作用。
（一）打破“三史”格局，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促进研究工作进一步联系实际。
多年来我们对华侨史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以契约华工为重点的华工血泪史，以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的华侨爱国史和以华侨与所在国人民联合反殖、共同发展生产的友好创业史展开的。这“三史”的研究，从反击国际反华、排华逆流，肃清“四人邦”流毒，落实华侨政策上看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从学科发展上看，把一部内容极为丰富多采的中国移民史，按我国国内、国际斗争的需要，仅归结为上述三个中心议题，无形中又束缚和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忽略了许多对当代华人生存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从而使研究工作用离了研究对象的主体——当代华人社会发展的实际。从世界史角度开展研究，可以打破长期形成的“三史”格局，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解决中国移民史研究范围过于狭窄的问题。
笔者设想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不同的层次来开展研究工作。第一个层次是将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社会分成若干类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着重考察处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的中国移民社会的历史特点。这个层次的研究将使我们对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真实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破除那种不加区别地抽象笼统地研究问题的旧习。第二个层次是从世界移民史角度考察中国移民的特点及其规律，了解中国移民特别关心母国命运的历史原因，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母国与移民的关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从资本主义与世界移民的一般关系上考察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进程对中国移民及其社会的影响。这个层次的研究对预测华人社会的未来将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在大西洋地区的扩张以及大西洋地区成为世界经济重心曾引起世界两次移民高潮，资本主义向亚洲扩张是亚洲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基本原因。当前，太平洋地区经济正在崛起，中国移民人口的98％、资产和科技管理人才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该地区。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未来50至70年内海外华人社会将产生什么变化？华人华侨在世界上将起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需要从现实和历史中予以探索。
上述三个层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构成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必将大大推动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并使之更加密切联系华人社会发展的实际。
（二）结束孤立研究华侨史的状态，开展多层次宏观研究，加速本学科理论建设。
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限于搜集和整理史料，描述和再现已经消失的过去，更重要的还在于探索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本质，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科学理论以指导社会实践。多年来，华侨史的研究是在脱离世界移民史和世界史研究的情况下孤立进行的。这就割裂了事物本身存在的客观联系而不易取得规律性的认识。管中窥豹，见其一斑，其实是连一班也难于真正认识清楚的。华侨史之所以至今还未能形成一套反映历史客观规律的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不但影响了本学科的发展，也给实践带来了消极影响，所谓“华侨消亡论”和“侨务工作取消论”的出现就是对华侨问题缺乏规律性认识造成的，从世界史角度对中国移民史进行宏观的横向的研究，把华侨史放在世界移民史和世界近代史中去考察，开展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从同中求异，由异中求同，反复探索，将有助于取得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加速本学科的理论建设。
（三）面向世界，吸收新方法、新成果，促使这门学科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近代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按理说，这门学科应当是最具开放性的了。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多年来由于华侨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研究工作存在着许多“禁区”，研究工作者又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脱离研究对象，再加上“左”的影响，致使这门学科受到多种限制，处于闭塞落后状态。只要看看半个世纪来海外华人社会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而我们至今还在沿用30年代形成的关于华侨史的那套旧的概念、模式、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就知道“开放”对这门学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当前条件下，笔者认为，提倡从世界角度开展研究对促进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变化可能会有好处，因为这项任务本身就要求人们必须了解世界各地华人社会和世界各国移民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各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各种学派的观点。这就促使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不得不注意国外信息的搜集，新学科新方法的引进，新成果的吸收，关心国际学术交流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这门学科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
（四）把着眼点和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推进这门学科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长期以来，由于处在半封闭状态，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华侨、华人的了解甚少。特别是在“左”的影响下许多人不愿意沾上“海外关系”，自然也就没有深入了解海外之要求。自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情况大为改观。海外华人、华侨来华旅游、探亲、讲学、办学、投资者与日俱增，接待他们的工作再也不是政府部门少数干部的事情。随着国内各界与华侨、华人经济文化合作的发展，人们对于海外华人、华侨情况的了解也更加迫切。广大干部群众不仅需要了解他们的祖先如何作为“猪仔”被贩卖到海外，更需要了解他们如何艰苦创业而取得今天的成就；不仅需要知道华侨如何爱国，更需要知道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和将能发挥什么作用。人们也不满足于一般地了解华人、华侨与当地人民的友好关系，而需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在许多场合，人们不但必须分清华人与华侨的界限，而且需要分清不同国籍华人之间的重大差别。所有这一切都是“三史”研究者难于作出圆满回答的，需要人们更多地研究海外的情况。从世界史角度开展研究工作实际上正是把研究工作的着眼点和重心由国内转向国外，从世界的全局来看待局部问题，这将有助于推动整个学科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
既然近代中国移民和世界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史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又能有所推动，笔者认为，世界史工作者应当对这门学科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说过去因为中国移民根据中国法律是中国公民，所以按照传统看法，他们的历史属于中国史范围，世界史工作者可以不加过问，那么，今天中国移民的绝大多数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成了外国公民，他们的历史活动已经进入世界史范围，关心近代中国移民史的研究应当是世界史工作者分内的事情了。世界上人口不到2500万的国家不下数十个，对于这些国家，世界史学界都有专人研究。为什么人口比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多得多，关系和我们最为密切的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的历史不应在世界史学界占有自己一席之地呢？
长期以来中国移民的历史在中国历史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中国史者鉴于中国移民生活在国外，常将他们的历史置于自己视野之外，只有当他们的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历史进程的时候，才顺便提及。翻开一部中国通史，有几页是专写华侨的？中国移民的活动和中外关系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据说重点放在鸦片战争之前，而中国移民又偏偏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大量出现，所以这里也只能捎带提提。中国移民虽然生活在国外，但按照传统看法，中国移民是中国人，而世界史在中国又据说是专门研究外国人的历史的。所以除了东南亚史不能不涉及中国移民问题外，世界史学界一般也不研究他们的历史。这样，近代中国移民史这门学科就成了历史科学各门分科之间的“边缘地带”，虽还不是“无人区”，但关心者不多。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学术界的有关各个学科都应当关心这项“边区的建设”工作，共同开发这里的“资源”，而世界史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边区”的开发虽然是艰苦的，但却是值得的。恩格斯在谈到自然科学发展时曾说过，“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与自己无关，但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得最大成果。科学发展史也证明：“科学的突破点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被人们长期忽视的近代中国移民史是否就是“可望取得最大成果”的某种“突破点”，现在还很难说，但是，笔者相信，只要人们不畏艰难，辛勤耕耘，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提交‘华侨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84．12香港大学）
（原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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